在巴西贝伦COP30会议结束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以“2035年减排目标”为核心的新阶段，多边开发银行的资金杠杆和政策工具被赋予重要期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成绩单。该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在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透露，亚投行的气候融资比例已连续数年提前超过“2025年达50%”的目标，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该比例已接近75%。
面对部分发达国家气候融资波动和全球适应资金缺口巨大的现状，这家以“精干、廉洁、绿色”为宗旨的机构正通过“气候导向政策性融资”和“自然基础设施”两大创新工具推动系统性转型，并致力于弥合新兴市场在技术与政策之间的差距。
2020年，亚投行推出首份中期发展战略（2021-2030），将绿色基础设施列为四大重点领域之一，并设定了到2025年气候融资占比达50%的目标。2022年至2024年，亚投行连续超额完成目标，2024年气候融资占批准融资总额的67%，金额达56.1亿美元。白乐夫指出，当前多边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更多资金引导至气候适应领域。
他强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自然作为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许多气候适应措施的本质是利用自然增强社区和基础设施的韧性。如果将自然视为基础设施——它本就是支撑经济活动和生命的基础——并运用基础设施融资工具，就能在适应领域产生显著影响。这需要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框架，准确体现自然的价值，如碳汇、授粉、净化空气和水、防洪等生态系统服务，从而吸引公共和私营资本。
白乐夫表示，亚投行的每个项目都必须符合《巴黎协定》要求，不符合的项目即使非气候融资也不会获得投资。
为系统支持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亚投行推出了气候导向政策性融资工具。该工具优先支持能够增加适应资金、调动私营资本、提升可融资基础设施投资供给的改革措施。亚投行可独立或与伙伴机构合作提供这一融资选项，从而加强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利用其金融能力和工具撬动更多气候资金。
白乐夫解释说，这标志亚投行从传统项目融资转向支持成员国实施整体气候政策，旨在超越单个项目的影响，推动系统性转型。他以亚投行在巴西的首个独立政策融资项目为例，该项目与巴西政府的“生态转型计划”协同，包括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气候与自然、红树林融资框架、降低卫生系统碳足迹、建立空气污染与高温预警系统等，全面支持该国将气候政策融入发展模式。
白乐夫提到，从初步对话到实施约需4至5个月。除巴西外，亚投行正探讨在亚洲、非洲（如卢旺达）和土耳其等地开展类似项目。他强调政策融资需高度定制化，各国国情不同，亚投行的气候政策支持必须精准契合各国需求。
实现全球净零目标需要万亿级资金，主要依赖私营部门。白乐夫以亚投行与浙江湖州银行的合作为例，说明如何通过混合融资降低私营资本参与门槛。该合作依托国家生态补偿机制提供部分公共资金，结合自然碳信用收益，提升自然基础设施项目对私营银行的吸引力。亚投行还计划开发生物多样性信用等新收益流，进一步降低私营部门参与门槛。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2025年发布的《绿色经济投资报告》指出，为实现全球净零目标，到2050年前需向绿色经济投入109万亿至275万亿美元。报告显示，绿色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科技、工业和医疗保健。能源管理与效率是绿色经济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板块，占总规模的46%。美洲在绿色经济总市值上领先，但亚洲贡献了全球44%的绿色收入，新兴市场的绿色收入增速几乎是发达市场的两倍。
白乐夫指出，绿色产业的重要市场应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绿色产业增长迅速，去年约占中国经济增长的55%，全球经济总增长的10%。但中国国内吸收这些产能的能力有限，需要出口。绿色技术出海不仅需提供可再生能源技术，还需配套电网投资、能源系统兼容政策、气候政策导向型贷款和本地货币融资等系统性支持。这正是开发银行可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气候政策融资帮助受援国构建有利于绿色技术采纳的政策环境。
白乐夫表示，亚投行未来的融资重点不是直接投资已具商业竞争力的风光电站，而是支持电网、输电系统及数字基础设施升级，以整合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通过政策融资促进整体能源转型。他总结，亚投行的独特价值在于汇聚全球经验与技术，根据各国国情提供融合项目、政策与金融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他还提到中国碳市场建设，初期覆盖电力行业，正计划扩大范围并向更成熟的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迈进。欧洲碳市场历经约30年才臻于完善，中国已取得显著进展，转向更市场化体系将释放更清晰的价格信号，引导能效提升和技术投资。
尽管今年达沃斯论坛中可持续议题的热度似乎有所减退，但白乐夫认为这反而可能使讨论更深入。那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会议参与度更高，这有助于形成更连贯、更具证据基础的论述，最终可能带来更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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