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的G7财长会议通告支持征收15%全球最低税率的提议，但我们判断，此提议若无法在OECD或G20的框架下推出，预计对跨国企业税负的影响有限。但拜登国内加税提案如落地，预计将是美股下半年最大的风险：1）企业所得税的上调将直接冲击美股盈利，而当前有效税率较低、海外收入占比高的科技和医药行业受冲击预计最大；2）资本利得税若上调至39.6%，料将引发投资者抛售，今年2月以来“散户加杠杆”入市的趋势或逆转；3）二战以来，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资本利得税共同上调的现象。因此，美国单边上调税率的行为如果落地，或导致中长期国内资金流出。
G7宣布支持15%的全球最低税率。
2021年6月5日，7国集团财长会议后的通告显示支持对跨国企业征收最低15%的企业所得税。但由于目前7国集团的企业所得税率都高于15%（日本最高：31%，英国最低：19%），若无法在OECD或G20的框架下推出，预计对跨国企业税负的影响有限。而考虑到此前美国4月曾建议21%的税率，未来在更大国家/地区范围达成协议将面临较大的阻力，特别是在爱尔兰仍执行12.5%的企业所得税率的背景下。
但拜登国内加税提案如落地，将是美股下半年最大的风险。
在提出合计逾4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的同时，拜登也意图大幅上调各项税率来弥补财政支出的缺口。财政支出虽利于创造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研发动力，但短期来看，企业所得税的提升将直接冲击美股的税后利润，而资本利得税的上调预计会导致投资者在起始有效日前进行抛售以规避更高的税负。此外，个税上调对美国消费影响虽然有限，但Tax Foundation测算拜登的各项加税将合计导致美国的长期GDP萎缩1.62%。
企业所得税：预计海外收入占比较大的公司受冲击最大。
从美国国内税率上调方面来看，参考2018年以及2019年标普500各行业的有效税率，若15%的最低账面利润税落地，直接受影响的行业包括医疗保健，公用事业以及房地产，这三大行业2018-19年合计有效税率分别为12.8%、10.6%和3.0%。而信息技术行业2019年的有效税率仅14.0%，因此也会受到15%的最低税率影响。从GILTI税率上调角度，参考各行业2020年海外业务营收占比，其中信息技术、原材料、能源等板块海外业务比重最高，分别达到59.8%、49.8%和40.0%，因此预计其受到税率上调的冲击也最大。
资本利得税：或导致股市抛售，但起始有效日是关键。
拜登提议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纳税人的资本利得税率将从20%提升至39.6%。考虑到疫情爆发后美股显著的涨幅，投资者或选择在法案落地前获利了结。另外，从合法避税的角度，在卖出涨幅较大的资产同时，投资者或也选择同时卖出有明显浮亏的资产，以减少资本利得的基数。时间点上看，假设法案通过日是在新的成本计算有效日之前，则投资者有充分动力在此期间进行抛售而规避未来更高的税负。若有效日回溯至法案通过当天或之前的日期，则短期冲击或相对较小，但仍需警惕投资者因担忧未来的资本利得而卖出行为所导致的美股下跌。
若三大税率同时上调，或导致美国市场资本中长期持续流出。
虽然计划的个税上调只涉及个人或家庭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纳税人单位（粗略估算占比2%左右），因此对美国国内消费或不会有明显冲击，但二战以来，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资本利得税共同上调的现象。即便不考虑资本利得税上调后可能导致美国投资者更倾向去配置估值更低+成长性更高的海外市场，假设美国企业所得税率上调至28%，这将显著高于当前OECD（23.0%）甚至G20（25.0%）国家的均值。如果海外国家无动力上调各自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美国单边上调税率的行为或导致中长期其国内资金流出、甚至企业部门也延续将实体经营转移去海外税率更低的地区。因此，我们认为美国三大税率的上调或将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中长期最大的风险。
3季度或为美股集中爆发点。
虽然对今年标普500盈利增速的一致预期已从4月中旬的27%上调至当前的34%，但其动态估值仍处于22倍左右的高位。在无新的催化因素下，美股大市进一步上行的空间有限，相反，各类风险却在逐步加剧。若美联储于8月底明确释放削减购债的信号，且民主党于9月底前如期通过加税法案，则3季度下旬或是美股风险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而如果资本利得税改的起始有效日最终确定为2022年1月1日，则“散户加杠杆”资金的大概率流出可能会在4季度对美股的表现造成负面影响。
风险因素：
1）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信用利差走阔；2）美元升值导致海外收入受汇兑影响；3）中美关系再度恶化；4）疫情再度爆发、经济重启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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