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時代的一瞬間,對普通個體而言,可能就是幾代人的命運
編者按
當前,國內經濟是嚴峻的,無論是官方、學界還是資本市場都認識到了。當然這個話說起來很容易,但背後的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經常講一句話,經濟數據宏觀上是大勢所趨、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微觀上是社會百態、萬家燈火、悲歡離合。
更深遠去想,時代的一瞬間,對普通個體而言,可能就是幾代人的命運。
本文爲管院長近期在某經濟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來。
文/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
01
形勢緊迫,特別要重視年輕人的失業問題
說實話,從我個人從業的角度來看,確實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嚴峻危機的狀況,我希望以後不要再見到了,希望這是一個底部,當然這是一個善良的願望。
兩個問題是關鍵:一是增長,二是就業。
關於經濟增長。國內有機構測算中國2022年二季度GDP增長有可能跌破4%或3%。這是大概率,甚至可能更差。從國際機構對全年的預測看,OECD預測爲4.95%,IMF預測爲4.4%。顯然,這沒有充分考慮三月以來中國疫情情況。很多機構給出不同預測,今年大家對經濟分析預測分歧比較大,有很多不確定性,特別是國內的疫情防控政策,有些國外機構甚至給出更悲觀的預測數據,實際上現在爭論這個問題意義並不大。
從目前觀察和感受到的情況看,在二季度中,原來我們希望在4月底結束目前疫情防控的狀況,現在看要到5月底了,有些地區甚至要更久,這對經濟的殺傷力還是比較大的。
沒有增長就就沒有一切,增長是基礎。事實一再提醒我們,發展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關鍵。
關於就業問題。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6.1%,比3月上升0.3個百分點。有媒體機構給出的青年人失業率,十分驚人——16-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爲18.2%,創下歷史新高。其他一些媒體和機構也給出了數據,非常慘淡。年輕人現在的就業率太低了,失業率太高了。無論是媒體和機構提供的調查統計,還是我們自己切身的感受,問問各個學校的書記、校長、院長們,問問身邊的這些學生,包括和往年的感受相比,大家都能體會到。
我想說,這屆年輕人太難了!現在整體上對年輕人的各種環境確實非常不友好,這一屆年輕人好難。我希望在考慮就業問題時,特別要考慮年輕人的就業,穩住年輕人的就業。這怎麼強調其重要性都不爲過。對個體而言,這是生存與發展;對社會而言,這是穩定和公共政策;對國家而言,這是儲備和希望。
我常想,回到20年前,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會怎麼想,會不會絕望?會不會躺平?會不會懷疑一切、批判一切?
02
執行中央政治要求不能運動化,要用法律法規制度建設落實政治要求
除疫情影響之外,還有一些和這幾年經濟下行,與信心有關,與“預期轉弱”有關。最近流行一個詞叫“非意圖性後果”。
我自己觀察到的現象是2021年以來非意圖性後果比較多,我們自己也在分析原因。我們發現出現了非意圖性後果之後,有的進行了政策糾偏並且起作用了。比如2021年年底爲了完成雙碳目標很多地方拉閘限電,從上到下都做了政策糾偏,很快也得到了解決,這是不錯的一個範例。但有的不是沒有糾偏,是發現糾偏不動,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觀,這體現在很多行業裏。
我們分析原因是,各部門在落實中央要求的時候,一定要清楚一點,中央的政治要求不是現實的法律制度,要把政治要求和法律法規制度建設結合起來,要用法律法規制度構建來落實政治要求,體現黨的領導,不能運動式落實政治要求。
根據政治要求從建章立制的角度去進行共同富裕、互聯網管理、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和教育行業改革等等,依法合規去進行行業管理。從企業角度,還是法無禁止即可爲;從黨政機關角度,法無授權不可爲。
企業、市場、資本、投資者,是不怕要求嚴,怕的是不明確、無法量化、邊界模糊。從這個角度來看,落實中央各個領域的政治要求,主要靠各個部門通過建章立制,完善原來的法律法規體系去實現,而不是直接把政治要求直接通過行政命令或行政措施的方式去落地。如果在做政策執行錢能夠跟相關的行業從業者、企業有比較好的溝通,做好預期管理是比較好的情況。
問題不是不清楚,辦法不可謂不多,爲何仍然是這種局面?值得深思。
我們現在的很多討論,見小而不見大,揪着一個細枝末節長篇大論,主要矛盾沒有人說、不敢說、不能說,這是可悲的。其實哪有那麼複雜,無非就是兩個大問題:法治化、市場化。再具體一點,就是:必須以法律保護產權。
03
必須儘快恢復金融和經濟的流動性
流動性有多重含義,這裏不細糾。表達也許不夠嚴謹,但願詞達其意。
先看金融流動性,從2021年下半年政府就在討論這個問題,但從“寬貨幣”到“寬信用”遲遲傳遞不下去。從2021年央行第三季度例會開始就提出放鬆貨幣閘門,後面閘門鬆了,降準了,但商業銀行的金融資源,無論是信貸還是對實體企業的支持都傳遞不下去,當時考慮到有疫情,有部分城市自然災害的原因。2021年第四季度下大力度,下決心通過降準降息的方式鬆動貨幣“閘門”,不過直到現在實體經濟的需求還是比較微弱的,從寬貨幣到寬信用始終走不通。這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史和金融史上極其少見。甚至可能比1998年通貨緊縮危機,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更爲嚴峻和明顯。金融流動性的停滯逆轉可能是因爲經濟下行的影響,可能是因爲疫情衝擊,但實際上是信心問題。這時需要用超常規政策把金融流動性重新啓動起來,而不是像現在負循環,逐漸的收縮。現在金融、地產、互聯網,一級、二級,幾乎都在收縮,如果你認爲這還是正常現象、這還是政策想要的效果,那就沒法討論了。
再看經濟流動性,這主要體現在交通物流通暢與否。有關部門已經開會進行了討論,在疫情防控中部分地方出現交通物流的中斷,政府部門進行了糾偏,有所改觀,但效果並不明顯。一個經濟系統的“動脈和毛細血管”都出現梗阻,這就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了。
04
“印錢”、“燒錢”、“發錢”,“發錢”是關鍵
現在的建議很多,大家也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儘管側重點不同。我認爲要從三個方面着手解決。除了根據疫情情況統籌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關鍵問題是要膽子大一些,要有超常規的舉措,我稱之爲三個“錢”,印錢、燒錢、發錢。
首先,“印錢”是繼續保持貨幣閘門相對寬鬆。要毫不猶豫的繼續降準降息,消除既要又要的保守思想。兩害相權取其輕。
其次“燒錢”是做一部分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新基建投資,這是必要舉措。對基建投資和地方政府加槓桿,要避免“妖魔化”思維。
最後是“發錢”,這是關鍵問題。2020年很多學者都提過,大家分歧都比較大。我個人是堅持從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要從過去的印票子,拉動基建投資,進而拉動整個經濟的模式,轉向印票子、給脆弱羣體和中低收入羣體直接發現金,拉動消費來實現經濟管理或者經濟引擎啓動方式的轉變。在這三個“錢”中,發錢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政府儘快扭轉局面,解決兩個流動性問題的核心抓手。
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都是權宜之計。根本之計在於:休養生息、寬政待民、保護產權、不折騰。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驗就是:每一次高速增長和繁榮,都是來源於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而一直不變的背景和基礎就是:法治化和市場化。
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善良、智慧的人民,給點陽光就燦爛。大災大疫之年,要休養生息、涵養水源,不着急、不折騰、不樹敵、不空談、不高調。儘管我們面臨各種內外挑戰、壓力,但我想,只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讓人民安居樂業、充滿信心,就沒有什麼我們戰勝不了的困難。
“爲什麼我的眼裏常含着淚水?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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