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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嘉琳/文 在《中國高血壓臨牀實踐指南》發佈兩天之後，11月15日，國家衛健委公開回應稱，國家未對成人高血壓診斷標準進行調整。由專業機構、行業學協會、個人等自行發佈的指南、共識等，爲專家的研究成果，不作爲國家疾病診斷標準。

上述指南推薦將我國成人高血壓診斷界值下調10個單位，變爲收縮壓大於等於130毫米汞柱和/或舒張壓大於等於80毫米汞柱（130/80mmHg）。因爲標準調整，中國高血壓患者數一下子從2.45億驟增至近5億，超過1/3中國人將被界定爲“高血壓患者”。這份指南在業內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筆者認爲，《中國高血壓臨牀實踐指南》引發的爭議，有三點值得行業深思：

第一是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之間存在模糊地帶。一些衛生行政部門爲了減輕工作壓力，習慣於將疾病診斷、治療標準委託給學協會，但對後者又缺乏成熟的監管機制。

正如國家衛健委醫管中心王強等研究者所言，目前，中國沒有國家層面的機構負責指導和規範臨牀實踐指南的制定、推廣和實施，也未成立國家指南數據庫平臺，進行指南發佈和實施後的追蹤評級。筆者以爲，既然醫學指南是一項決定對臨牀診斷和治療開展強幹預的“金標準”，具有很高的學術權威性和行政授權性，理應作爲一項公共產品向醫學界公益性提供，由財政資金全額支持，供全民免費查閱，而不應該甩給醫學界自主籌資、自由制定、自主發佈。如果臨牀專家在很多情況下要通過學協會向醫藥企業（集團）籌資，將出現明顯的制度漏洞，造成較高的廉政風險。

第二是醫學指南的專業性。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啓德曾提到：“很多病都是醫學會或者某某學會的成員坐在一起討論，把各自的經驗湊起來，制定出一個臨牀指南”，“這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循證醫學”。

《中國高血壓臨牀實踐指南》的牽頭專家爲中國工程院院士，出品方爲國家級協會，但該指南在發佈後，卻遭到臨牀醫學界心血管知名專家胡大一、世界高血壓聯盟前主席劉力生、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王繼光等人對指南證據效力的反對。參與指南編寫的有關專家向筆者解釋說，指南篩選的文獻高達16萬篇，大小討論100多次，問題出在對於同樣的證據，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遺憾的是，不只是高血壓領域，根據《2017 年中國大陸期刊發表的臨牀實踐指南的報告質量評價》，我國的臨牀實踐指南在評審和質量保證領域的報告率最低。特別是，許多指南缺乏對於證據選擇的標準及證據強度和侷限性的描述。

爲縮小我國醫學指南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提高醫學指南的公信力，筆者建議，在國家衛健委的領導下，建立全國統一的指南共識的評價標準。要嚴格審查醫學指南專家團隊（包括指導專家、起草專家、評審專家）的專業背景、任職履歷、利益關聯，探索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量化模型、數據標準、證據等級等方法學體系。唯有如此，才能在患者、醫生、醫院、醫藥企業、監管部門的複雜博弈中，做到不偏不倚、各方公認、有效執行。

另一方面，強制有關機構、專家做好利益申報的公開透明機制。各級衛健委不僅可以強制要求醫學指南的出品方全面披露資金資助信息，並對資金來源進行穿透式監管；還可以強制要求指南的指導/起草/評審專家個人發表利益衝突聲明，並對上述個人承諾終身追責，同個人的執業資質、職稱職級、評獎評優掛鉤。

第三，儘管《中國高血壓臨牀實踐指南》制定組邀請了患者代表參與，但強調公衆參與和監督的重要性仍非常必要。高血壓是患者高達數億人的常見慢性病，對於事關公民健康權、公共健康安全的重大事項，如果缺乏必要的徵求公衆意見程序，即便完全合法合規，仍然很容易遭到外界質疑。更重要的是，如果高血壓診斷標準放寬導致患者數量翻倍，個人的自我保健意識、基層醫療衛生設施卻沒有同步跟上，有可能讓“被高血壓”的人羣出現恐慌，導致醫療資源被濫用或出現擠兌，甚至被“假醫生”“黑診所”侵害。

筆者呼籲要借鑑國際通行規則：構建公衆特別是患者對醫療事務的參與機制，邀請典型患者或大型患者組織負責人，加入醫學指南的指導小組/起草小組，或在制定後、出臺前廣泛徵詢患者社羣意見。患者有效參與不僅可以對醫學指南的公正性進行外部監督，還能推動醫學指南“跳出醫學看醫學”，更多體現以患者爲中心，在醫學指南之外，涉及幫助患者選擇合適醫保、商保、慈善救助方案，選擇合適醫務社工、志願者的社會支持方案等等。

（作者系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