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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記者 劉鵬  “社會企業在第三次分配中能發揮什麼作用，怎麼發揮作用，怎麼讓它更好地發揮作用。”4月7日，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祕書長、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公益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何立軍在“2023社會企業（北京）峯會”上分享了自己的研究。

何立軍表示，第三次分配已經超越了傳統收入分配的經濟學價值，而關注更高層次的社會效應，但是市場組織與政府組織無法有效解決第三次分配中的社會責任履行、行政化主導等難題，而社會組織也由於自身侷限性如慈善不足、專業能力薄弱等，難以矯正政府與市場缺陷，從而導致了第三次分配中的多重失靈。

何立軍表示，在第三次分配中，社會企業主要通過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彌補傳統的“三大部門”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不足。在識別一些新的社會問題、發現一些新的社會需求、滿足一些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解決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上，社會企業都表現出了不同於“三大部門”的比較優勢。（注：所謂的“三大部門”指的是以政府組織爲代表的第一部門、以市場組織爲代表的第二部門、以社會組織爲代表的第三部門，共同構成社會運行的組織載體）

何謂“社會企業”？目前學界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但在其價值取向、基本特徵、功能作用等方面形成了共識——作爲一種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目標併兼具商業和公益性質的新型混合組織形式，社會企業具有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重特點和獨特優勢。

何立軍認爲，作爲混合型組織的一種特殊類型，社會企業兼具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特點，既要追求經濟目標、實現經濟價值，又要追求社會目標、實現社會價值。追求經濟目標、實現經濟價值讓社會企業擺脫了對政府資助和社會捐贈的依賴，實現了自我造血和可持續發展；而追求社會目標和實現社會價值則讓社會企業區別於以營利爲目的的市場組織，把履行社會責任、實現社會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社會企業集效率、公平和自願三者於一身，既有社會組織解決社會問題的專業能力，又有市場組織謀求自身發展的自我造血能力，同時也擺脫了對政府的“非制度依賴”和“體制性吸納”，在第三次分配中發揮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何立軍表示，針對多重失靈的消解，社會企業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體現於資源整合、主體賦能、經濟助推、功能融合四個方面。

第一，資源整合：通過參與興辦社會事業發揮作用。進入現代社會，政府憑藉經濟發展帶來的鉅額財政收入得以向國民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但大多數國家均把公共服務的重點放在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上，即使是西方福利國家，政府也很少直接投資興辦社會事業。以美國爲例，80%以上的大學、醫院、養老院和社區服務機構均爲非營利部門舉辦，非營利部門創造了接近全國10%的GDP、吸納了全國10%的就業人口、支付了全國9.2%的工資。這些非營利部門在社會價值和社會目標上雖然與社會組織仍然保持高度一致，但在組織結構和運營方式上卻已經更接近商業企業，屬於典型的社會企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事業由於社會力量的參與取得了較快發展，但總體上仍然存在供給不足、質量不高、水平偏低、發展不平衡和公平性較差等問題。在後小康時代，隨着人民羣衆對多樣化、個性化社會事業的需求不斷增加，社會事業的領域在不斷拓展，社會事業內容分工也越來越細化，供給與需求的矛盾也更加突出。社會事業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引入市場組織雖然可以增加社會事業的供給，但市場組織的逐利行爲又會損害社會事業的公益屬性。社會企業參與興辦社會事業，不僅能夠較好地保證社會事業的公益屬性，而且還可以促進社會事業在橫向上不斷擴展的基礎上向縱深發展。

第二，主體賦能：通過爲弱勢羣體、特殊羣體賦能發揮作用。第三次分配既要解決好社會財富和社會福利的分配問題，更要重視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的能力提升問題。與慈善公益以爲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輸血”爲主不同，社會企業更強調通過提供工作、提升能力等長效機制爲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造血”。

第三，經濟助推：通過促進社會經濟。社會經濟是以開發社會領域的商業市場爲主要內容，把實現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結合起來的一種經濟結構和經濟形態。社會經濟拋棄了把社會問題以及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視爲社會負擔的傳統觀念，把社會問題看成是一種市場機會，把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看成是一羣有價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並通過市場手段去開發社會領域資源與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市場，讓弱勢羣體和特殊羣體不僅成爲經濟發展的參與者，而且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更好地融入不斷變化發展的現代社會。作爲一種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新的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模式，社會經濟是實現第三次分配的一種重要載體和形式，發展社會經濟，對於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質量和水平有着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第四，功能融合：通過推動公益和商業融合發展發揮作用。傳統上，慈善公益和商業有着明確的邊界，慈善公益不能參與商業，只能以非營利方式提供公共物品，而商業也只能通過捐贈或志願服務參與公益。近年來，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產業融合步伐的加快，組織的邊界開始逐漸變得模糊，公益和商業也出現了融合發展的趨勢。社會企業既是公益和商業融合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公益和商業的融合發展。社會企業也許無法在技術上與市場組織相比，但在社會創新上卻有着明顯優勢。社會企業推動商業和公益融合發展，形成的“社會化商業”和“商業化公益”，既能取得比較好的經濟效益，又能取得比較好的社會效益。

何立軍指出，經過10多年的發展，中國本土社會企業已初具規模，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也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可，北京、成都等地政府還專門出臺了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但中國本土社會企業發展的歷史畢竟還不長，社會企業自身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面臨諸多挑戰。在第三次分配中，社會企業雖然是一股新生力量，但與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相比，更多的還是作爲一種補充力量而存在。

因此，在肯定社會企業在第三次分配中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社會企業發揮積極作用的功能限度。一是數量少、規模小，整體社會效益還不夠顯著；二是社會企業運營模式比較單一，可持續發展方面有待探索，雖然有一定的造血功能，但造血功能不足；三是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難以評估，社會影響力嚴重受限。

基於此，何立軍建議，針對社會企業發展中面臨的瓶頸障礙，需要從制度環境、組織模式、運行機制等層面努力變革、超越失靈，更好地發揮社會企業作用，推動第三次分配有效運轉。

何立軍表示，目前，中國本土社會企業主要還是一種由第三方機構和地方政府主持的資質認定，而不是一種法定的組織形式，國家層面的正式文件裏還沒提到過社會企業，外部環境和公衆認知總體上還不太利於社會企業發展。建議應當系統評估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基礎和實踐現狀，在此基礎上借鑑域外社會企業立法經驗，儘快研究出臺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文件，明確社會企業的法人地位、認證方式、投融資方式、利潤分配、治理模式、監督主體等重要內容。

何立軍表示，當下我們推進共同富裕不僅要努力繼續把蛋糕做大做優，更重要的是把蛋糕分好。要堅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爲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不只是追求對經濟的單一增長，我們對財富要有全面深刻的認識，不僅要滿足人民對物質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感的提升。所以特別需要鼓勵社會創新，強調社會價值的創造，突出共同富裕的發展性、共享性、時代性和可持續性，全社會尤其是政府部門應該積極引導、扶持、發展社會企業，讓社會企業這樣一種能夠有效破解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資源失靈的混合組合形態，在可持續社會價值創造、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羣增收，再教育均衡發展、公共服務的供給創新，政府職能轉變、科技向善等方面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同時，深化思想認識，加強社會企業相關政策理論研究，培育弘揚社會企業家精神，加快構建本土化社會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生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