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he Moon

前英超利物浦足球隊主教練拉法·貝尼特斯有句名言，在他卸任之後依然流傳甚廣：“我要一個檯燈，他們卻給我送來一張沙發”，意思是他在轉會方面缺少權力，俱樂部淨引進他所不需要、不看好的球員。在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Sandel）訪華前夕，我接到專訪委託，心裏在想：桑德爾，他究竟是檯燈還是沙發？ 這種想法其實很不正確，百年來中國學人吃的一個大虧，就是林林總總地引進西方的東西，每個人都認爲自己發現了可以一劑定讞的良藥，而事實上，遠如馬克思、列寧，近如羅爾斯、哈耶克，他們的理論都是有其適用的獨特語境的，可能在某些時候，那邊的言論觸及了這邊的敏感區，但細究起來，我們不是缺人家的土壤，就是少人家的耐心。 桑德爾在他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課程在網絡上流傳開來之前，不過就是學人小圈子裏熟悉的一個名字，一個共同體主義的倡導者，他著書立說，踩着理論的磚塊蹚水，水裏啼飢號寒的生靈都只能擡頭仰望。在採訪中，桑德爾坦言，他對社會的影響是很間接的，顯然，到他這個年紀和社會地位的學者，都能認可理查德·波斯納在《法律與文學》中的一句話：“人這種動物可以想象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他知道，有生之年的人和努力，都收效甚微。” 桑德爾在上海的公開講座原定有兩場，盛況可期，然而到最後時刻，其中一場被臨時叫停，再次挑戰了我們的容忍下限：連他這種很重視“社會和諧”的學者都被攔在“維穩”的鐵柵欄外，我等連“收效甚微”都難以期待了。 桑德爾是看重既有秩序的，他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民主的不滿》一書中，批評美國式民主進入了一個亟須變化的險境：對於共同體價值的考量，強調集體利益之類，過去曾被視爲是保守的、扼制個人自由的，而現在，被像桑德爾、麥金泰爾等共同體主義者認爲是必須要重視的，他們的這些聲音，也在自由主義陣營裏引起了深層的“不滿”。此書的副題“美國正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也就是尋求一般所說的“公民共和主義”，它強調的是公民的德性、政治參與的義務、討論的熱情，指向的是“共同善”，而不單是依自由意志論者的主張，每個人只需管好自己，法律只需保障每個人的自由。他說，這種論調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自美國建國以來所恪守的共和之題應有之義，只是一個世紀以來，在佔據主流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中被忽略了。 “共同善”一語，在他的書中，和他的訪談中多次出現，共同善與“德性”密切相連，但是，桑德爾和麥金泰爾等人所說的“virtue”，與我們所說的“以德治國”、“八榮八恥”風馬牛不相及，在他們眼裏，公民社會的“德性”不是依靠權力機構推行的，而是來自於公民實踐。桑德爾推崇亞里士多德依照城邦的原型策劃的公民社會藍圖，這個社會是以共同的美德爲維繫人際關係的紐帶，而非以政治權威或別的什麼成文綱法。 在中國強調“共同善”，可能很容易被聯想爲那些關於“集體利益”的說辭，即便不是這樣，在這個無數人尚在爲保護個人尊嚴而苦掙苦熬的國家，強調“共同善”也顯得奢侈了些。桑德爾說得不錯：美國建國時就確立有共和傳統，這是他們的幸運，而在中國，孟子憑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把城邦傳統給完全排除出了中國人的政治思維世界，漫長的皇權專制見證的是儒法兩家如何各擅勝場，統馭“治術”。這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堵死了公民參與、討論、決定公共事務的路。對此，風度翩翩的桑德爾教授如何置喙？ 《現代政治哲學》一書中寫到桑德爾時，加拿大學者威爾·金裏卡便問：你說你要尊重共同體的一些既有的觀念、一些紐帶，可是，莫非我們要把那些面目可憎的東西也一併接受？我們可以對那些共同體的習慣、信條提出批評，並加以“揚棄”嗎？ 這質問看起來淺白，卻代表了某種繞不過去的常識。本質上而言，桑德爾是個右翼共和保守派，傾向於保持紐帶而非創造紐帶——後者是漢娜·阿倫特左翼公民共和的路數，她憑藉更有現實感和良知感的思想撰述贏得了比桑德爾多得多的重視和崇敬。 不過，桑德爾畢竟是個職業素養高超的教授，他不把個人的立場強加給學生，而是挑動學生自己去思考、權衡各種理論之間的衝突與共識，還設計了那些讓人饒有興趣參與其中的倫理學案例。他把他的課堂成功地變成了一個公民實踐的微型演練場。他作爲教育工作者的成就和知名度，不知是無心插柳還是有意栽花。 採訪中，邁克爾·桑德爾說起了他的理論，他的《公正》課程的目的。他對他所處的這個共同體保持了足夠的謹慎。據說，在復旦大學的活動結束後，他小心地問中方陪同者：“我今天說的有什麼不對的嗎？” 文圖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