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he Moon

五

即使以21世紀的眼光來看，宋代的城市生活中也到處瀰漫着娛戲享樂之風。

如果有一件事物最能夠將宋朝城市與中國古代其他任何時候的城市一目瞭然地區分開來的話，大概非“勾欄瓦舍”莫屬。這些晝夜喧鬧不息的所在不但遍佈東京、臨安、蘇州、成都這樣的大都市，就連普通的州縣城、甚至某些比較大的市鎮上也都有。

“勾欄”，也叫“勾肆”，亦有稱“叫棚”、“邀棚”、“遊棚”的，是指市井中固定的演出場所，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劇院、遊樂場。勾欄的內部結構也像現在的劇場一樣，最顯眼處設有一個舞臺，舞臺下是觀衆區，通常有坐席。大多數勾欄場地不是很大，因爲那時沒有很好的音響條件，當然更沒有擴音設備，觀衆也沒有望遠鏡。但也有少數勾欄，比如東京“中瓦子”的“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的“夜叉棚”、“象棚”就可容納上千觀衆，堪稱大劇場。

“瓦舍”，也叫“瓦肆”、“瓦市”、“瓦子”，就是綜合性的娛樂兼商業中心。它有點類似於今天城市裏的shopping-mall，但又不盡相同。通常瓦舍中有酒樓、賣吃食的、藥鋪等商店，也有理髮、紙畫、卜卦、賭博之類服務，但瓦舍的主角一定是勾欄。所以，很多時候人們會把二者連在一起，稱爲“勾欄瓦舍”、“勾欄瓦肆”或“瓦子勾欄”等等。

也就是說，這主要是演出和遊樂場所，其他商業服務都是爲它配套而設。從這點上說，它又有一點像現在的迪士尼、樂高、環球之類的遊樂場，但內容更爲豐富。因爲大城市裏的一個尋常的瓦舍通常有好幾座、甚至十幾座勾欄。而東京的“桑家瓦子”、“中瓦子”和“裏瓦子”加起來共有50多座勾欄，臨安的“北瓦子”也有13座勾欄。這些勾欄瓦舍裏每天不停演出的項目有歌唱、舞蹈、口技、傀儡戲、皮影戲、說書、“說渾話”（常常含有鍼砭社會、諷刺現實內容的幽默段子，有人認爲它是相聲的萌芽）、馬戲、氣功、雜技、魔術等，但凡你想得到的演藝類型幾乎無所不包。據《武林舊事》載，南宋後期臨安城裏的這類大衆娛樂表演共有51種“技藝”，假如對照今天的藝術門類，大體上可分爲歌舞、說唱、戲劇、雜耍幾大類。

如此繁榮的演藝市場自然而然催生了一大批受人追捧的明星、藝人和伎師。北宋東京城裏有名有姓的舞蹈明星便有張真奴、陳奴哥、俎姐哥、李伴奴、雙奴等等，南宋臨安的演出市場更是高手如林、名家輩出。理宗年間，臨安家喻戶曉的“一線歌星”就有36名，而51項技藝中的出衆明星加起來有478名。有些歌舞演出需要多人合作，當時最大的樂伎隊伍人數已有超過百人的！直到600多年後的19世紀末，歐洲才第一次誕生如此龐大規模的交響樂隊。

宋代的勾欄經營者也像當今的演出業經理人一樣，十分重視宣傳營銷。勾欄門口都貼了“招子”，勾欄內外懸掛、張貼着“旗牌”、“紙榜”、“帳額”、“靠背”等。它們其實就是各種形式的宣傳廣告，上面會寫明演出的節目單、時間以及主要藝人的名號。

隨着勾欄瓦肆中演出戲目的不斷髮展和升級，許多技藝相互交融滲透，漸漸孕育出更爲複雜高級的藝術門類。例如，舞蹈中開始出現故事情節，並配以音樂、詩詞，乃至對白、插科打諢，便形成了元代戲劇的前身。

我們今天依然可以想象，有多少落魄書生爲了生計，終日混跡於宋代城市的勾欄瓦肆，爲那些演出劇目撰寫臺詞和歌詞。而在這些各色人等的共同參與下，中國歷史上最初的商業性大衆通俗文藝開始萌芽和興起。

研究文學史的人經常會有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中國作爲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最早獨立發明文字的文明，戲劇的出現比古希臘、印度等其他古老文明竟然足足晚了一千多年？而且中國始終沒有誕生過希臘悲劇、但丁和莎士比亞那樣富有衝突和張力的嚴肅戲劇文學？

有研究者指出，這是因爲中西戲劇的功能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歐洲戲劇（特別是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民族史詩”的宏大功能，後來又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文學類型。而音樂在歐洲最初完全從屬於宗教，歌劇則是從宗教清唱劇逐步演變而來。在中國，這些民族史詩和宗教信仰的功能都由詩歌和散文的文學體裁承擔。中國的戲劇誕生於市井裏巷，一開始就是商業性的，只是爲了服務於市民大衆的休閒娛樂需求。這種出生路徑的迥異決定了中西戲劇內容、形式、乃至靈魂的根本不同。

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戲劇更接近於20世紀才誕生的西方電影，它是從宋代摩肩接踵、人聲鼎沸的瓦子勾欄裏走出來的。

宋代老百姓滿足自己聲色之慾的場所遠不止於勾欄瓦舍。

現代社會裏，不少人有飼養花鳥魚蟲的愛好。在中國，這類愛好的大規模流行正是從宋朝城市居民中開始的。而且，宋人豢養玩樂的魚蟲可比現在人的範圍廣得多，種類也豐富得多。除了我們如今常見的貓狗之類寵物外，東京和臨安市民養的，地上爬的有龜、狐狸、蛇……；水裏遊的有各種魚，還有海豹……；天上飛的有鸚鵡、鴿子、孔雀、仙鶴……而且他們不但喜歡鬥雞、鬥蟋蟀，使用的器具也都很講究，木頭竹子做的、金銀絲編的，無所不有。

在宋人變着花樣玩的各種樂子中，蹴鞠無疑是後人知道得最多的。憑藉着施耐庵的不朽名著《水滸傳》，這種風靡於宋代的競技類遊戲而今已舉世聞名。如果你還記得起這本小說中的更多內容，你應該對相撲也不陌生。當時，這種供觀衆觀賞的競賽除了有“浪子燕青”這樣年輕小夥間的“小二相撲”，還有更受青睞的“女子相撲”。因爲相互激烈撕扯，相撲的女子經常會裸露出臂膀、甚至腰腹，所以時人也稱它“婦人裸戲”。因爲它實在太受歡迎，以至於一度竟然驚動到了大名鼎鼎的司馬光。不過，這位位高權重的道德君子並沒有因“婦人裸戲”“傷風敗俗”而主張取締它，只是希望它不要堂而皇之地在莊嚴巍峨的皇宮大門前奪人耳目。

因爲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宋代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批既有閒錢、又有閒暇的市民階層，他們支撐起開封和臨安晝夜不息的犬馬聲色。他們的審美情趣比不上那些飽讀詩書的官僚士大夫，然而他們的存在給那個時代鋪上了一層自由富足、豐富多元的底色。

六

其實，詞又何嘗不是如此？

今天對歷史文化稍有涉獵的中國人一提到宋朝，多半會立刻聯想到詞，“唐詩宋詞”嘛！從文學批評視角而論，本文開頭引用的那首《望海潮》是柳永創作的不計其數的詞作中爲數不多的意境明媚、氣象雄闊、品味高雅的作品。

這的確是事實，但對這一事實的理解應當還原到當時的現實語境中去。詞在宋代並不是印成書給人讀的，而是用來唱的。宋詞，其實就是當時傳唱於歌坊、酒肆、勾欄、青樓的流行歌曲，它並沒有詩那樣高貴的出身。如果一首詞寫得過於文氣古雅，觀衆很可能根本聽不懂，又怎能流行得起來呢？

在柳永以曼妙的歌詞讚美杭州100多年後，一個名叫孟元老的南渡遺民用散文筆調追憶了十二世紀初汴京街市上的商業和娛樂面貌：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從這裏，你大概就可以窺見詞在當時的真正生命力所在，它是大衆娛樂市場需求的產物。只是因爲有一代代上層士大夫的參與和改造，詞後來才從下里巴人晉升爲一種經典的文學體裁。這既是幸事，詞的藝術審美價值由此獲得了極大提升；但也不失爲遺憾——抽離了源頭活水，就阻斷了詞的未來可能性。

時人有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這是柳永的巨大市場成就。以他的才華，或許不是寫不出更多《望海潮·東南形勝》，而是因爲長年浪跡煙柳巷中，“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他，對市場成功比對官場地位和文學事業有着更多衝動與渴望。又或者，這纔是他對世界的真正價值。你可以說，這是他對自己天才的揮霍。但換一個角度看，惟有在宋代，中國的文人才擁有科舉入仕之外實現自我價值的其他通道和可能性。這難道不是他們的幸運嗎？那不是一個人人都不得不向偉大和純粹祭獻的時代。

縱使蘇軾這樣天下仰慕的翰林學士、冠絕古今一代文豪，有時也會強烈嫉妒柳七們的成功，忍不住發出“我詞比柳詞何如？”之問。在我聽來，這是一個美好時代的迴響。

七

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恰是在這樣一種並不驅使芸芸衆生奔向“偉大”的世俗而自由的時代氛圍中，真正的“偉大”和“永恆”卻噴涌而出。

對於當代很多人來說，歷史就是挖掘和製造民族自豪的一座礦山。即使以這個標準來看，宋朝也是誕生中國歷史上那些經得起考驗的偉大發明創造最多的一個朝代。

畢昇，今天中國家喻戶曉的名字，他比歐洲的古登堡早了400多年發明活字印刷術。畢昇是宋仁宗慶曆年間的一位印刷作坊工匠，史上留下的關於他的紀錄極少。這主要是因爲他是一個“布衣”，古代史書，不論官修還是私修，都不太可能爲一位沒有任何科舉功名和官場地位的普通老百姓立傳。另外，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當時以及後來數百年裏並沒有得到大規模的商業應用。甚至直到將近千年後的晚清，傳統的雕版印刷仍是中國印刷的主流。這裏面有很多原因，也許是畢昇的發明尚比較原始，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人們使用起來並不比雕版更方便和節省成本。作爲人類歷史上一項革命性的技術發明，畢昇活字印刷術的劃時代意義是在歷史演進中被重新“發現”的。而畢昇本人的名聲，在今天也比在他自己的時代要大得多。

相比於時運不濟的畢昇，當代中國教科書上的“四大發明”中的另三項——羅盤、火藥、紙張——雖然都不是宋朝發明的，但都是在宋朝第一次得到大規模應用，特別是民間的商業化應用。

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失去了西域，這就使得中國內地與中東和歐洲之間的貿易只能轉而依賴海運一途，“海上絲綢之路”代替了過去陸上的“絲綢之路”，而宋代又是中國近代以前海外貿易最興旺的時期，貿易量成倍於以往。大概很多人都知道，泉州是當時全世界最大最繁忙的港口。於是，羅盤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

紙張的使用在有宋一代獲得了比以前數十倍、數百倍的迅猛增長，原因是宋代商業繁榮、城市人口激增，念得起書的人比之前和之後都要多得多，這自然就帶動了圖書市場和印刷業的空前發展。說到底，活字印刷術誕生在這個時代亦可謂應時而生。此外，由於商業服務和大衆休閒娛樂業的大規模興起，紙張在印書之外的其他用途也顯著增長。

宋代採礦業發達，這讓火藥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真正的實用價值。另外，宋人喜好聚衆遊樂，逢年過節愛放鞭炮和煙火（王安石便有“爆竹聲中一歲除”的著名詩句），加之火器的研製和嘗試，也都是火藥得以大顯身手的機會。

從著名的“四大發明”在中國古代的命運，我們或許可以窺見這樣一個重要啓示：人類歷史上所有真正突破性的發明、創新和洞見，其發生往往是偶然的，主要取決於具有罕見天賦的極少數人石破天驚般的神奇際遇。但這些發明、創新和洞見僅僅是種子，它們要能夠生根發芽，進而在現實中結出豐碩果實，而不是被束之高閣、甚至湮滅在歷史長河中，則有賴於合適的社會土壤，商業和市場又是社會土壤中最重要的養分。

與“四大發明”相比，紙幣的發明好像沒怎麼引起現代中國人的自豪感。我想，這是因爲“四大發明”被認爲是能夠富國強兵的“硬核科技”，而紙幣只是沒什麼直接價值的“軟發明”吧。

世界上第一種紙幣——“交子”——誕生於宋真宗鹹平元年（998）前後的四川。史載：“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邛崍）、嘉（今樂山）眉（今眉山）等州，歲鑄錢（鐵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爲市。”這段話告訴我們，“交子”是一種以金屬錢幣（鐵錢）爲本位的代幣券（當時稱爲“錢引”），是因爲市場上流通的金屬錢幣嚴重不足而在民間商業活動中自發產生的。

宋仁宗天聖元年，“交子”得到朝廷承認並被官方壟斷。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024年1月12日），世界上第一個官方紙幣發行機構“益州交子務”正式設立，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到南宋時又產生了“會子”和“關子”兩種紙幣，它們也像“交子”一樣與銅錢、鐵錢兼行，尤多流通於東南地區。

“錢荒”問題是五代以來長期困擾中原地區經濟和財政的一個頑症。有宋一代全國鑄錢的總量不斷增長，**時每年所鑄銅錢只有7萬貫，到太宗至道年間增至80萬貫，真宗景德年末已超過180萬貫，仁宗慶曆年間進一步增加到300萬貫，到神宗熙寧變法時達到峯值，每年鑄銅錢600多萬貫。一百年間增長了近百倍。然而嚴重的“錢荒”問題伴隨南北兩宋320年始終，直至南宋最後滅亡也沒能解決。究其原因，這是因爲中原錢幣的大量外流造成的。遼國、西夏及後來的金國自鑄錢幣數量非常少，它們多以宋朝銅錢作爲自己的流通貨幣；加之當時海外貿易規模與日俱增，大量銅錢流向日本、東南亞，甚至遠至中東和東北非。前述宋代採礦業的興旺，滿足鑄幣之需是重要動力。

宋朝貨幣就是那個時代東亞乃至東西貿易沿線國家的硬通貨，以今天的視角而論，與當今世界上美元的地位和性質頗有相似之處。而從另一方面說，這也說明宋代貨幣經濟的蓬勃興起。貨幣中介取代了歷史上長久維持的“實物（或勞務）交易”，在經濟運行中發揮支柱作用。“交子”和“會子”誕生於宋代，可謂生逢其時。

不過總的來說，“交子”、“會子”、“關子”這些宋代紙幣的命運比同時代畢昇活字印刷術的命運也好得不太多。它們在當時沒有機會得到特別廣泛的使用，並隨後來歷史的演進而被逐漸遺忘。作爲超前的先行者，它們的歷史意義不可避免地被低估了，就像宋朝這個朝代令人遺憾地被整體低估了一樣。

八

衣食起居方式的改變是精英化的宏大歷史敘事中極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但對無緣青史留名的普通百姓來說，卻是最重要的部分。“柴米油鹽醬醋茶”，被稱爲我們生活中須臾不能離開的“開門七件事”。其中，茶雖叨陪末位，但長久以來卻一直被認爲是華夏生活方式立足於世的一個醒目標誌。

今人大多將飲茶的歷史溯源至陸羽的《茶經》。陸羽是唐朝人，但在他的時代，茶還遠遠談不上是中國人的普及飲料，飲茶只是一種小衆的嗜好。更多人並不識茶爲何物，即便知道，也只是把它視作一味草藥。茶真正如柴米油鹽一樣進入一般老百姓的家庭，成爲生活必需品，是從宋朝開始的。而且，正如你在《清明上河圖》裏看到的那樣，宋朝城鄉已經出現了專供人聚會、喝茶、閒聊的茶館。

酒的真實歷史顯然比茶悠久得多，儘管傳說茶是神農氏嘗百草時發現的。如今中國的嗜酒者大多偏愛白酒，但蒸餾酒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不能算很長，專業人士認爲，它正是在宋朝時發明的，最晚當在南宋。

中國歷史上不少朝代都頒佈過禁酒令，不是宗教的禁忌或戒律，甚至也談不上主要是爲了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而是因爲擔心釀酒會“靡費”糧食。崇尚享樂的宋朝從沒有禁過酒，但對釀酒的酒引子（而不是酒本身）實行朝廷專賣制度，因爲這裏面有一本萬利的壟斷收入。這種相對寬鬆的體制促進了制酒業的發展。宋代城市裏除了有專門的釀酒作坊，飯館酒樓往往也制酒沽酒。因爲朝廷專賣，酒引子數量有限、品種單一，而社會上酒的消費量又極大，各家酒作酒肆爲了提高產量並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不得不絞盡腦汁不斷改良釀製工藝。蒸餾酒的呼之欲出也就順理成章了。

宋代發生的一件對後世中國人影響巨大、但又最不常被提及的事，是人們日常由“席地而坐”“席地而睡”轉而使用桌、椅、凳、牀等“現代傢俱”。

有稽可考，椅子是從五代時開始出現的，其源頭或許是從西方或中東傳入中原的。大致也就是公元十世紀前半葉那五、六十年裏，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牀（有腿的）等“高起高坐”的新起居習慣逐漸取代延續數千年的“席地而坐”和“席地而睡”。不過這是有一個過程的，這一重大變化首先發生在民間，歷時200年才被上層精英完全接受。至少，直到宋仁宗時，仍未有皇帝在正式場合使用椅子、凳子的任何記載，雖然那時它們在民間可能已經使用了一個世紀之久。又過了半個世紀，到了北宋晚期，君臣百姓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子和桌子。宋徽宗出行時也已改用椅子，稱爲“金交椅”（金飾或塗金）。而在徽宗時期繪成的《清明上河圖》中，店鋪內的桌子、椅子和凳子歷歷在目。只是在一些比較莊嚴的“國宴”上，還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的，說明“席地而坐”的千年傳統在那時仍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但到了南宋，皇帝設宴時，已經見不到再有人席地而坐。

不誇張地說，現代中國人每天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其中最基礎的部分是在宋代確定下來的。而在宋代之前，可是截然不同的。嚴復在《與熊純如書》中寫道：“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則趙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斷言也。”

我們甚至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宋人所造就者，後世已十失其五也！

深受歷史進步論薰陶的現代讀者或許不會同意這個觀點，我可以再舉兩個生活習俗方面的細節例子，讓大家近觀宋朝——

火葬，是當代中國殯葬的一項基本制度。但作爲一種自主的選擇，火葬其實在宋朝一度相當流行。北宋時，河東地區就很多人選擇火葬；到南宋時，東南地區也流行火葬。這種風俗的初衷當然主要不是爲了節省耕地，我個人判斷，它應該是受沙門僧人火化習俗的影響。唐宋以後，從印度引進的佛教已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對人們生活各方面都造成了深遠影響。只是宋代以後，火葬這種習俗在民間又漸漸息跡。

地圖，特別是旅行地圖，是現代人高度依賴的。人們都知道，古代官道上每隔一段路都會有驛站。南宋官道驛站的店鋪裏，大多有一種《朝京里程圖》出售，時人也稱它“地經”。可以說它同現在的全國旅行導遊圖並沒有什麼根本區別——以臨安爲中心，將南宋境內各地通往臨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供歇腳的旅店、涼亭的位置，標識得一目瞭然。與數百年後出於政治需要、舉朝廷之力勘繪、隨後便束之高閣的《皇輿全覽圖》之類相比，這種“里程圖”完全產自民間，爲的全是滿足市場需求。（未完待續）